胡殿杰自传

发布时间:2023-08-10

作者:胡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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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殿杰自传

胡殿杰,行七,字晓天,号中嚷。

一九三四年农历正月十三未时,我出生在泰赉县塔子城南一个农村。二岁半始有零星记忆,九岁启蒙于先哲刘鸿飞,不一月学通珠算。飞奇之,送字名杰。生性直率,常挨母打,然不平之心未泯。母悲而曰“这是一个打不服的孩子。”,十五立志报效祖国而志于学。挑灯夜读,常长兄的反对,非经父亲申斥不能就寝。此间除给地主扛半拉子活和放马各一年外,断断续续的上了三年学。十六岁破格考取初级中学,各科成绩名列前茅,博得

众多老师的偏爱。思想认识得到了全新而又幼稚的教育:诸如认精为共产党员都是清正廉明之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列宁语)。然而就在我发奋于学之时,抗美援朝开始了。父亲怕我赴朝并在大他的“书念大了招风”的观念下,决定我停学了。被迫于十七岁这年十月一被扎旗都尔本新努图克招为会计,主管税收、职工文化教育和机关伙食。然而大学梦未灭,仍坚持夜读。我经管的税款和伙食款及个人钱从来不混。一次发现伙食帐短款20.00元(合人民币)我便借收税之机多收20.00元补平了。在五二年秋三反运动中,加上占用公家灯油读书、信封信纸等合人民币0.50 元的事实,原原本本的作了自我检查,会上有人根据我每月往家捎钱的事实,攻我定有贪污。当时我的工资约等于二个劳力的收入,自幼节俭花不了,所以月月往家捎钱。不作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无从承认。事后定我态度不好和那20.50元的事,给我一个警告处分。我感到委屈,同时也意识到共产党员不像学校所教育的那样。五三年春我被调到旗文教科,主管中小学教育。在整顿合并小学,筹建中学中成绩显著,得到必旗长的赏识,他特批我用公家的蜡烛夜读,支持我继续深造。五四年又调我到统计科当负责人。使我有机会走出扎旗到呼市学习,从而把外界的先进事物引进音德尔小镇,我成了人人羡慕,领导重用,思想活跃的青年。遂被选为团支部委员、直属团总支委员、机关福利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当然那个处分已撤销。五四年冬扎泰发生了边界纠纷,扎旗独任我一人和泰赉交涉。官司打到嫩江专署,打赢了。归途中我顺路到家和父亲学说,时屯邻于某在坐说:“七弟二十岁能为一旗独当一面,前途无量。”父亲说:“他四楞子木头还没在圆眼子里钻过,前途不好说。”因为这一胜利我被誉为扎旗四大天王之一。五五年春扎旗发生森林大火,以必旗长为总指挥,成立了五支扑火大队,除我而外各队队长都是正科长。在三天三夜的战斗中,由于我指挥得当,我队未伤亡一人。其他四队均有伤亡,共冻死十三人。必旗长和四名正科长都受到了不同处分,因有伤亡一律不表扬。然而我的声誉倍增,得到新任旗长吴岗的器重。与此同时旗委赛音副书记又经常引用我给旗直青年讲“一化三改”总路线时所说的:“在总路线照耀下,资本主义无处投奔。”这句话,于是我成了扎旗名人,人们靠近尊敬我。无形中我成了扎旗上进人群中的核心人物,这就是后来被诬为反党集团头子的由来。

吴岗长我九岁,工作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除本职工作外,我出色的完成了他交办的诸多任务。缘此招来了办公室主任梁某计委主任邵某的嫉妒和非议,唯一件特嫌案翻了船。五六年春我进入高考总复习时,接受旗委指示以谈恋爱形式对××特嫌案进行侦察。经侦察我发现她是受人诬陷的受害者,不是特务。因之也觉得我们玩弄了一个纯真少女的爱情,深深感到怜悯、同情和内疚,进而堕入情网。然而在当时不能将个人幸福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和君子不夺人之所爱的道德观的束缚下,又不能和其结婚,我毅然割断情丝促其和原恋人恢复恋爱关系。当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旗常委公安局严局长要我给××下结论,我说“她不是特务。”同时阐明了结论的依据。严怀疑我已叛变旗委将信将疑,团组织批我已蜕化变质,我的威望大减。我入学后,因系叛徒与否未明,扎旗不给我转人事档案和组织关系,二个月后校方以体检不合录取将我退回扎旗。回旗后我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又为爱情而殉情未遂。旗委同意了我的请求将其调到原恋人一处,我得到了心理平衡。当我送××走时,在车站遇上归来的调××的工作组。张组长坦率地告之××:“此番专为你出去三个月,已查清你不是特务。”,于是我当然不是叛徒。旗委提我为统计科副科长(九三年陈良副盟长告之),但我不知道。时值年终宴请统计模范,大家都恭维我而淡了计委邵主任。酒后大家约我去跳舞,我让大家先走,说我上树林子消消酒

气就到。邵接说“你最好带上绳子!”为此发生了口角。梁主任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我说:“我是团员,你是党员,我们走的是一条革命路线,你有意见找我谈,干嘛叫我去上吊?”,邵说:“我才不和你走一条路线呢!”梁则说:“共产党员也好,共青团员也好,看他是不是犯错误,犯错误我们就不和他走一条路。”显然他们是站在一起了。我一气之下回到宿舍提笔写一条幅:“人生如梦,迟早必生华发。青年无为,多情应笑我也!人之生兮,为民谋福也。决非折腰活菩萨,情愿俯首众群民。吾闻忠者造怨兮,忽为过言,九折臂而成医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乃在今夕僻地重演也!何以策,对党五体投地,对民虚怀若谷,唯对仁君子者,锋芒猛刺也!然而,水落而石出,忠者造怨兮,终始不存也。”这就是后来被诬为的反党纲领。第二天我就党团员是否走一条革命路线问题,挨屋签名,轰动了旗委。吴岗代表旗委召开人委党团支委联席会议,并宣布除××问题外,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我提四个问题----1、梁主任说我瞧不起他这个大门口,在群众中给我造坏舆论;2、梁与金副旗长多次私开我个人信件,给我造不良影响;3、邵主任逼我去上吊;4、梁邵说党团员不走一条革命路线,以梁为代表的给我提出用对敌手段对待同志。吴岗就我提的四个问题,拨了一个高度,严厉的批评了梁金邵,说他们带有封建意识的闹无原则纠纷,甚而是在触犯法律。金梁邵作了口头检查,吴岗最后宣布一律不给处分。一年来的问题以我的胜利而结束,然而那个已装入信封待发的副科长令,吴岗告之人事科(即陈良盟长)停发了。

五七年我结了婚,年初在总结散畜下降原因时,我如实的写了五五年末合作化时采用了赎买政策,后因集体经营经验不足又退回个人,曾一度挫伤了广大农牧民饲养牧业的积极性。造成死亡、宰杀、外流,春夏之交又发现,合作化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遂如实的给中央写了报告(因全国反右开始而未发)。五七年下半年吴岗入学,五八年夏初旗县级整风运动开始,发动大鸣大放写大字报,党团员必须带头。我给娜副旗长写了一张四间公房住三家她独占两间半的大字报。在鸣放会上就金副旗长梁主任不通过福利委员会私分福利费提出了批评,反右阶段以梁某为组长的整风领导小组通知我写向党交心书。大会通过时有三分之二的人发言,一致同意通过,主持人梁某宣布再写一个补充材料,大家再帮助一次就行了。第二次的所谓帮助会上次发言的都没让参加。领导小组专职秘书第一个发言,他说我是披着人皮的狼。我说:“这不是帮助,是整人!”梁某说:“你说谁整人?”我说:“就是你们!”梁某一看砸了,宣布散会。两周后的一个晚上,把我叫到小会议室。墙上悬着“向右派分子进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大字横幅,下面是一幅幅我指着死牛乱马说“这都是合作化搞的”漫画,室内三十来个积极分子如临大敌。我当即宣布:“你们不就是要打我右派吗,我就是,够了吧。这会我不参加!”就往外走,被旗委工作组张部长拉住说:“没人要打你右派,都想帮助你”。金副旗长和群众说:“我和张部长先和胡殿杰谈谈。”把我拉到他的办公室说:“你不能误解群众,没人要打你右派,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天你只要表示能向党交心就行了,余下由我和张部长承担下来”。我本不会抽烟,一连抽了他三支烟。一个半点过去了,我同意了。复会后,大多数人发言都责备我的态度,根本没揭发出什么问题。之后我写了一份所谓的“交真心书”:违心的承认用资产阶级世界观看待事物,以致于把散畜下降归罪于合作化,并交待了关于要向党中央反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而未发出的报告稿。结果停职反省,五个月后把我下放到绰勒乡种水稻。五九年九月纪监委通知我被开除,不准我看结论。后通过个人关系见到了一个钢板刻印墨笔勾掉一多半的人民委员会处分决定----就是在前述的反党纲领下列出:1、说胡拉拢落后分子组成反革命集团,恶毒的向党进攻,把向进攻的材料装成档案准备长期保存;2、恶毒的攻击合作化,说合作化搞糟了,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散畜都死了;3、赞同林汉达等右派分子侮辱小学教员低人一等的右派言论;4、支持铁托反苏共20大,说铁托有骨头,还说美国在苏伊士运河上讲道理;5、对粮食统购统销、棉布计划供应等政策均放了很多毒箭;6、对抗运动,态度极端恶劣,企图蒙混过关,继续反党。决定行政开除,建议开除团籍进行劳动教养。“教养”二字由墨笔改为“锻炼”,就依这等子虚鸟有的罪证,莫须有的罪名把我监控在农村。

我出身贫苦,自幼劳动,有极强的抗苦难能力。善于用脑有多种生存本领,无师自通的木工活、种水园子,足可养家糊口。然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虽没戴右派帽子,属于专政机关监控人员。人们却以为我是右派,部分追求上进亲朋纷纷划清界线,我的精神受到严重摧残,也几曾想一死了之。但又想自己从骨子里没反党,且扎旗几认识我的干部,内心都为我不平,有的捎口信慰问,有的偷偷的来看我,使我增强了活下来的勇气等待水落石出一天的到来。为此九弟谓之“你虽身败而名未裂”!乃至在文革中有些造反派诬我为历届公社党委的后台,从另一个角度也能看出扎旗大部分干部是没抛弃我的。六三年我找旗委书记,他批评我说:“我来扎旗七年如一日,什么原因?就是我听中央的,他说怎么干我就怎么干,错了由他负责,于我毫无关系!而你就不同,总有你的看法。”作为一旗之长,民苦而不去扶,上错而不去说,确为明哲保身的名言。而我则不敢苟同质言之,中国落后就落后在这些庸官身上。通过和家乡劳动人民相处,他们最早最快的接收了我,背着专政人员用我的才智。专政者不准我当小队会计、不准我种菜,不准我干木匠活、不准我外出为人民办事等等禁锢,可在劳动人民的掩护下都未禁住。四清运动中人民一致拥护我为贫协会员,使我有了完整的公民权。时四子出生我取乳名红运,以记之。遂被社办企业任为木工车间主任,四年后被旗砖瓦厂聘为修配车间主任。又四年后平反。此间漫长岁月里除维持糊口外,大部精力用在申诉平反上,直至中央,毫无结果。七四年在读苏武传中得到启发,理解了古诗“君王自古没有错”的真正内含,所以只有把希望寄托在第二代领导人身上。从此再不上访,集中精力持家。在那还没割完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不到三年便成了全公社人人羡慕的人家。

七八年暮春,终于盼来了曙光,在包括金旗长在内的老同志邀请下,我提出要求推翻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平反昭雪的申诉。经扎旗摘帽办一年的甄别于七九年四月,一起以个人成见藉助左的运动,迫害二十年的冤案彻底平反了。然而已是沉舟侧畔千帆过,半百迫近难为春了。在仕途上已无所素怀。八一年我调到通辽市人民检察院,入了党,拒绝数次任职,在支持公诉的岗位上直至退休。创造了在这一岗位上年龄最高的范例。在十四年检察工作中纠正了十二起该判不判不该判而判的错案,和党内长期形成的宁左勿右的打击犯罪及腐败现象作了毫不调和的斗争,博得司法界同行的尊重。并于八二年向党中央提出“治国必先治党,对执政党的腐败始于微而疏于治,蔓延开来终乎不可禁也。”的建议。退休后在五柳荫下卖四年泥鳅鱼,被选任为检察院老干部支部书记。以对祖国尽到责任为安。

余读四年半书而考取大学,是天资加勤奋的结果。人若为己而活,那位旗委书记之论不失为至理名言;若为人民而活,文死谏,武死战是作人的本质。余一生求真求实,以对人民尽责为己任。于岗上敢言人所欲言而不敢言之言而被诬陷二十年,虽遭挫折,终生无愧无悔。缘此株连无辜,质非吾责,实感缺憾!

 

公元2001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