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殿君自传 

胡殿君，行九。字雁，笔名胡砚。1941年1月2日（农历龙年腊八）出生于现内蒙古扎赉特旗努文木仁乡杜列屯。

一、童年

初九，潜龙勿用----卜书、卜人均这样对我说。但童年奇人奇事依稀：

一个逃亡的日本军人坐在我家门前的矮墙上；三个离队的苏军士兵在一个中午突然进我家搜找东西；夜半，土匪在窗外拉大拴狂叫：上亮子（点灯）；父亲背着我“跑日本子”（逃亡）；土改斗争时我跟妈妈到农会站在板凳上唱歌----《穷人要翻身》……

我的童年，就是在这个历史大动荡中度过的。

在土改前夕的1946年，我上了三个月的官学，校长杜金龙，老师王重光，读的是《百家姓》。因少小贪玩儿，老师打板子，害眼病退学，为自家放猪三年。虽然是给自家放猪，但我还是按猪倌儿的规律办事：三月三，把猪看；九月九，大撒手；我早一天也不松，多一天也不放，平时把猪打得满地跑。

二、上学

1949年10月，我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事，反正我是上学了一年级。1953年建立少先队组织，我竟意外地当上了队委会主席，戴上了三道杠，真是好气魄！中队长----两道杠以下全给我敬礼，我的还礼就不那么认真了。此间每逢冬季寒假以后，学

校和村里就组织练节目过年演出。记得我演的第一出戏是快板剧----《看年画》，演的最成功的一部戏是我扮演“小女婿”。从此父亲看我----是个“秧歌脚子”。1954年夏天，我和弟弟殿臣一起参加了我国各地举行的首届“中国少年先锋队夏令营”。弟弟报名参加了美术组，他画的飞机高的小，低的大，逗得老师哈哈大笑；我报名参加了标本组，整天到野外采标本，抓长虫（蛇），学唱的歌是：小鸟在前边带路……记得苏联有一位叫亚军的小朋友，应邀前来我们夏令营教舞蹈，她是一个活泼开朗而且从不知道累的黄头发长瓣子女孩。只见她整天地在跳，而且总是笑眯眯的。我在几百人大会上的自由讲话，引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1955年，我考入音德尔中学，少年的憧憬，激发着我对人生未来美好的追求，唱着记忆十分深刻的歌：学习好比上高山/高山顶上有平川……。可是不久，我的一切美好，被残酷的现实所打破，陷入一个相当漫长的、十分残酷的政治迫害之中。     

    三、青春在劫难中度过

   （一）初劫

上了中学，我一心渴求知识，成绩优秀。积极参加校内活动，产生广泛兴趣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诗作，倍受各方瞩目。1956年加入了青年团，正当我朝气蓬勃踌躇满志之时，周围上下一种莫名的妒忌随之产生。1958年，在全国反右斗争的政治大气候笼罩下，音德尔中学团总支书记为捞取政治资本借转团（由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转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之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整团”运动。她利用了一些贯于政治投机的人和原本品学拙劣的人，于是这些受宠若惊的小丑们纷纷出笼，争先恐后地表现自己对党的“忠诚”，开始挖空心思地揭发问题。我曾把听六哥所说“斯大林对阎锡山逃跑表示遗憾”的事讲给一个王姓同学，于

是他在干方百计寻找问题之中想起了这句话。团总支书记如获至宝，在批判我的大会场上公然贴出来表彰揭发有些的王姓同学的大字标语：“学××，赶××，向党全抛一片心”!总支决定给我留团察看一年的处分，于是把像我这样受处分的共40余人报旗团委审批时，颇有正义感的旗团委书记陈良同志予以全部拨回。并批评团总支书记说：“十五、六岁的小孩子反什么党？严格地说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转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时候，我们都不合格、要坚持教育为主嘛！”。团总支书记的如意算盘破产了，她无颜面对蒙冤受屈的学生，于是她完竟卑鄙地将此事压下，未透知受“处分”者本人。因我们当年离校考入另一个城市的高中，所以一直以为自己还带着处分，这个罪恶的阴影一直跟随着我。直至文化大革命外调我才弄清楚自己并未受处分，可每逢想起那如狼似虎的场面，就使人不寒而栗。在心灵深处留下一个黑色的伤疤、那是我十七岁的事，可谓青春遭劫。

（二）再劫

无论音德尔中学团总支书记对我的迫害如何残酷，当年我仍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乌兰浩特一中高中。遇上了张金芳、门立兴、陈明新、徐恩波、李彤、崔英姬等一批好老师，使我又复活了青春。当年正值大炼钢铁，我被编入宣传队。于1959年2月份参加了“呼伦贝尔盟民族民间音乐、舞蹈、曲艺汇演大会”，获相声创作奖和表演二等奖。复课后参加了党课小组并努力追赶学业，成绩进步。1960年应全国高校扩招之形势，我以品学兼优被学校选拔高二提前毕业，报考长春电影学院剧作系时由徐恩波老师辅导。结果因内蒙师院当年首开艺术班而不准出区，临高考前学校负责政审的老师刘×突然找我谈话说：“你哥哥胡殿杰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三反分子，你为什么早不向组织交待？”。我说：“他何时被批准处分我根本不知”。于是他在我的鉴定上写道：该生有重大社会关系问题，不予录意点院校、重点专业……。结果是我又一次遭劫，仅录取到包头师专语文科。一气之下未去入学，直奔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台参加了工作。

（三）三劫

我到内蒙二台后，原本要被安排到筹建中的“广播说唱团”工作，可是尚未筹建成功的“说唱团”就被宣布下马。我即刻被安排到文播部汉语文艺组工作，职务是音乐编辑（见习生）。几个月后，中央对农村的十二条紧急指示信颁布，一个波及全国的“精减下放”运动展开，报社电台合并。台、社领导苦于我为来“说唱团”而未上大学而将我派住报社电台基层工厂当文化教员，并掩护精减而为我转正二级校对工（以工代干）。

可是伯乐们的呵护终未能闯过潮流，1962年7月，我被精诚下放到科右中旗。手续上写着“以后工业生产需要时可优先录用此人，保留工会会籍”。当时正值阴雨连绵，我一路艰辛被派往吐列毛杜农场。可到达工委后又说农场也正在精减下放，于是分配到巴扎拉嘎公社车家营子大队，和一个五保户住在一起。不到十天功夫接到旗人委通知，我被优先录用，到旗基建办公室报到。于是我背起行囊沿着霍林河，步行两天达230华里走到黑帝庙（中突分家后中旗委新迁至此），我被派到砖瓦厂工作。开始打苇帘，后当现金员。一年后砖厂变为集体所有制，更名为“砖瓦生产合作社”。次年手管局派我到呼和“内蒙古手工业管理局干部学校”入学，学习财会专业。正值学雷锋的年代，我当了班干部，成了“小诗人”，以全部5分的成绩学成归来。不久由旗人事科下令，我被调到旗文化馆工作，做文工队（后改乌兰牧骑）编导工作。我写《王府末日》广播剧；写民乐合奏（带伴唱）曲目《霍林河畔》等。因工作成绩显著，被表彰为旗直五好团员标兵。于1964年前往扎兰屯搞四清，当时被任命为四清工作团共青团团委宣传委员。在集训期间，开展了大量的革命歌曲活动，可正当我朝气蓬勃为四清运动做贡献时，灭顶之灾突如其来。说我有一个戴帽子的叔叔（纯属捏造），于是旗委书记布伦巴雅尔找我谈话说：“你先回机关工作，做个候补队员，需要时等我通知你再归队。”，就这样我被不明不白地遣返回机关。可回机关后，不但没有被应召归队，反而由劳动科下令把我调回砖瓦社，由干部变为工人。女友听此信息与我告吹，又一次沉重打击，使我精神几经崩溃。

（四）四劫

由于一而再，再而三的迫害，使我的身心遭到严重摧残，只有拼命地苦斗，才能有一线生机。当时正值中旗划归哲盟，在庆祝期间，机关党委陶高书记把我抽调到旗直搞晚会获得成功；工业局长岂小石把我抽调搞宣传也作出了成绩；手管局长李德玉终于把我调到手管局，后由于木器厂的指导员田福录要我，而被调到木器厂当现金员（做科目传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不懂这场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只是从心灵深处要拥护党中央、热爱毛主席。我和全民一样，也参加了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由于有人对我的一再不公，特别是那些无中生有的政治迫害和无限上纲，使我长时间被困在精神监狱之中，压抑久了，我当然要对始作佣者们讨回公道。于是搞广播、办报纸，针对那些历次运动中搞政治投机的势力小人进行批判，一时间把他们搞得很狼狈。于是这些根深蒂固的人利用在台上的爪牙又开始反扑，利用“挖新内人党”分子的机会，把我打成新内人党特务。手管局内一个叫××的股长公然把诬告我是“吴地特务组织外围”的材料递到哲里木盟军分区，在全国军管的威严之下，我被清除工代会，下放木器厂油画车间劳动改造。在被清除之际，我将诬告我的人抓来打过，于是在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后，我又挨了长达五年之久的审查。结果以派性斗争做了结论，没有给任何处分。恢复了我历史的本来面目，可是我的好年华已经全被这些调查夺走。

四、苦恼中的自强

我从17岁被挨整开始一直到45岁结束，足足被无辜迫害了28 年。我想，象我这样一个新中国青年，可能在政治迫害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我欲哭无泪，欲笑无声。

如今，在回归自我的时候，我不能忘记那些发现我、理解我、保护过我的好心人：他们是我初中时代的刘毅、马静贤；高中时代的陈明新、门立兴；海拉尔时代的贾尔昌、郑广平；中旗时代的占校长、刘仁香、田福录、张振江、李承友、尹福来；扎旗时代的李秀忠乌兰浩特时代的姜福昌；盟农行时代的徐文学、李强还有盟委的崔莲姣、电视台的包占柱等。这些人都是我终生难忘的恩人，没有他们，我早成土灰。

正因为有了这些人的帮助和举荐，给了我勇气和力量，虽然时时处处顶着压力，可还是取得了显著的工作成绩。在内蒙二台期间，为报社电台基层工厂的工人同志们教授文化课获“十好干部”荣誉；在科右中旗期间由于工作成绩显著，获“五好团员标兵”称号；调回故乡扎赉特旗成为我命运的转折，虽然我已经31 岁了，可好日子终于来临。开始分配到“茂力格尔建桥指挥部”，在任会计期间，从头清理了高达十三万元的乱帐，并在工作中团结广大青年，支持工程建设。由于成绩突出，于1972年12 月21日填表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7月19日经生建部党委批准转为正式党员；在工业、二轻局工作期间清理历史档案成绩显著，成为全呼盟的典型；并组织接受安排了一百三十余名知识青年到二轻所纳的十三个企业中工作；在物资局工作期间，先任秘书，后任秘书股长，于1979年任物资综合公司副经理兼党支部书记，成为旗直属机关的红旗党支部；此间于1974年，接受音德尔一完邀请担当校外辅导员工作，系统地开展了“党旗”、“祖国”、“红领巾”等专题教育。后来发展到在中学开展“理

想、知识与道德”、在小学开展“师德”和“心理素质教育”的专题讲座，先后成为扎赉特旗教育先进工作者；乌兰浩特市委、市政府的教育先进个人；接受女子职业学校牌匾一幅，上书：重教鉴芳翠，丹心育风流。乌市团委为我出版“业余园丁”的小册子；成为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参加了模范教师大连夏令营；1998年成为盟关工委思想教育研究会秘书长；在1982年调任兴安置物资处人秘科任负责人，二年后调任盟燃料供应站站长。由于我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工作，使这个建国之前的老供应站彻底改变了面貌：先后整顿并从根本上理顺了与“铁路”“公路”（送煤到户）的关系；并进行了大量而艰难的内部整顿工作，狠杀“酒风”、“赌风”和“大票风”（走后门），规范了企业管理。于1986年成为全区物资系统的先进单位，获20公斤铜匾一块，收入兴安历史博物馆，可谓我一生工作光彩的一页。但是从另一方面由于过度的劳累（有三个春节除夕夜未与家人团聚），使我本就健康状况一般的身体，染上了多种疾病----脑动脉硬化（异常脑血流）导致脑供血不足，风湿病加剧以及胃病（浅表萎缩性胃炎）等。

1987年10月27日调往兴安盟农业银行工作，告别了我成就一番事业的单位燃料供应站。由于职工群众对我依赖有加，依依惜别。从公司领导到供应站分科室送别共十八次（后被工会主席赵忠相称为十八相送），前后持续近一个月。乃至我到新单位报到后还要我回去相送，可见我是得民心的。

调到盟农行后，先在报导组工作近半年后任工会委员会副主席，后任调研信息科副科长、宣传教育科科长一直到1998年7月7 日退休（当年57周岁）。在农行工作的十一年，是我在处级单位终于站住脚的十一年。从内蒙二台到物资处最后到盟农行，我是三进两出。由于我不断总结历史教训并加倍地努力工作，使我晚年的历史辉煌。其工作成就可用“二、二、四、六、八、十”一

组数字代替，即：二----为全盟乃至全区农行战线发表了二百余篇新闻作品（其中行业歌曲《农牧金融之歌）发表在《中国农金报》上）；二----在国家、省、地刊物上发表二十多篇论文（其中《农业问题的热点透视》被收入国家21世纪软科学文库，获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联优秀成果奖）；四----亲自为农行执导了四部电视系列片，在兴安电视台播映，受到盟委副书记好评；六----由我组织编辑了六个《农牧贷管理办法》，至今仍被使用；八----由我任主编，共出刊了八十四期《兴安农金报》高达250万字；十----由我亲自搜集整理共为农行出版10册《汇编》。从总结历史到业务研究，从论文写作到文明建设均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于1988年被评聘为国家经济师，此后我一直担任内蒙古农牧金融学会的理事，兴安盟农牧金融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由于工作出色，理论成果丰盈，于1996年成为全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先进个人。于1997年出席了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联第三届代表大会，于1997年获全员3%奖励工资一次。

农业银行的十一年是我39年工龄中最为闪光的十一年。在机关我被评为优秀党员，在模范地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又发挥了我一贯的业余爱好----这就是文学创作。文学永远是忧伤的，由于我酷爱文学，从小到大，执著追求，把文学和我本人痛苦的经历融合在一起，往往把对真理的追求寄托在笔端。这是奔求希望的呼唤，这是维持心理平衡的呐喊，这是对痛苦的宣泄，这是夜路上的火光。我把生命寄托给文学，我的心中只有读者。为此，我夜以继日的写作，雨夜孤灯，伴着深夜的犬吠，黎明的鸡啼，其中甘苦，唯吾自知。从1991年开始我把有生以来在文学上的一路奋斗开始结集出版，有文论集《儿童文学讲析》（人民出及单位版社）；有散文集《紫燕集》（远方出版社）；有小说集《胡砚小说选》（新世纪出版社）；主编家族文化大集《古月风魂》（中国戏剧出版社）；有长篇小说《裂变》（远方出版社）；有

论文集《内蒙古农牧金融论文选编》（内蒙古新闻出版局）。连同三百多篇新闻作品共计200多万字。根据这些成果，我被批准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业绩被收入《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国专家大辞典》、《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和《跨世纪优秀人才台典》。在我成为中国作家的道路上，由衷地感谢内蒙古作家协会主席扎拉嘎胡老师和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党委书记、所长包明德老师。他们倾注心血为我出书作序，并在《内蒙古日报》和《草原》等报刊上发表评论，这种有份量的文学鉴赏，定格了我在文学领域里的地位与作用。中篇小说《大姑娘泡的传说》获“全国第二届社会转型与文学发展研讨会”小说创作二等奖；《儿童文学讲析》 获内蒙古自治区优秀社科成果奖； 长篇小说《裂变》获“五个一工程”申报奖。我的名字和成果被农业银行总行输入人才库。

从家族角度讲：我积极倡导家族文化的积累和发展，并主动实行之，努力成为家族文化的“挑夫行脚”。现就本人为家族积累图书2500册；刊物300册；工作笔记78册（39年）；主编工作汇编10册；家书31卷；家事纪念册3卷；家庭教育册2卷；年会档案5卷；发表稿集5卷；创作手稿38卷；音象档案、影集12集；底片29盒；录象带37盘；录音带23盘；光盘7张，另有“春折”“日记”等。这些资料是我本支、更为全家族共有，有待后世子孙整理、编修和总结。

对待“家教”，我一直主张道德人品为先，唯诚信是瞻。常常给子孙们寄些修身养性的文章，提醒他们“居安思危”，

“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意在成功。

退休后的我被兴安电视台聘请审查影视节目，并从2001年开始主编每周一期的荧屏导视即“相约下周荧屏”，每期发表近4000余字的电视剧和影片的介绍。现已在内蒙古广播电视报（兴安版）上发表了近20部电视剧的介绍文章。我常常接受媒体采访评论社会事物和被中、小学邀请前往做专题讲座，我仍然在起着社会作用，精神生命对于我无穷无尽。

我于1966年6月与当时在科右中旗白铁社的陈凤春结婚，生有四个子女。我对孩子们的教育宽严并举以严为主，特别要求他们有高尚的人格。在四个孩子中有三个是大中专毕业生，有一个是复员军人，他们都能自律敬业，这是我最大的欣慰。四个儿女都有幸福的家庭，并有四个下代人，即：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此乃我祖上有德而非我之德也。在四个三代人中，我唯对最大的外孙陈晋伟付出的教育心血最多。因为他出生六个月时就失去了父亲，如今他与母亲相依为命，但愿祖上保佑，他们的未来平安幸福。

纵观我的平生，童年时代的大动荡；青春时代的履履遭劫，使诸多机会与我失之交臂。岁月沉浮，命运荣辱，人生悲欢，尘世冷暖，使我很累，心血几乎靠尽。只有信仰的火炬仍在支撑着我疲各的生命，内心仍以极大的热情去拥抱生活，尽管我得到的回报很少。如今我已归隐林泉，只有一事不能释怀，那就是每当想起青春时代遭劫的时日，令我肌骨寒彻。尽管劫波度尽，但我却无粲然一笑，那是因为这痛过于惨烈。如今在家书中得以宣昭，可谓宏愿得偿，足慰老怀。

公元2001年5月30日